前言
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，谭咏麟的《讲不出再见》以其深情的旋律与直击人心的歌词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无论是KTV中的经典对唱，还是演唱会上的压轴金曲，这首歌的影响力跨越了时代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首作品背后曾因歌词版权归属问题引发争议，甚至牵涉到著作权法中的复杂条款。本文将以《讲不出再见》的创作背景为切入点，结合著作权法的核心原则，解析其歌词版权的最终归属，并探讨这一案例对音乐产业版权保护的启示。
一、经典诞生：《讲不出再见》的创作背景与词作者之谜
《讲不出再见》发行于1994年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《青春梦》中。歌曲由日本作曲家千家和也作曲，中文歌词则标注为“向雪怀”创作。然而，围绕歌词的实际创作者身份，业界曾存在争议。
根据香港音乐界的惯例，填词人通常会在合同中明确署名权与版权收益分配。然而，上世纪90年代，唱片公司对版权的管理相对松散，部分作品的创作细节缺乏公开记录。向雪怀作为当时香港知名词人，曾为谭咏麟创作多首经典歌词，但《讲不出再见》的歌词创作过程中是否存在“代笔”或“集体修改”的情况，成为后续版权纠纷的焦点。
关键争议点在于：若歌词实际由多人参与创作，但署名权仅归于一人，版权归属应如何界定？这一问题直接触及《著作权法》中“独创性”与“合作作品”的定义。
二、著作权法框架下的歌词版权归属逻辑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著作权法》），作品的版权归属遵循“创作人原则”——即作品的原始权利归属于实际完成创作的自然人。在音乐作品中，词、曲作者通常分别享有独立的著作权，除非存在雇佣关系或明确约定。
署名权与财产权的分离
《讲不出再见》的歌词若确由向雪怀独立完成，则其享有完整的署名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等。然而，若存在未署名的合作者（如唱片公司编辑参与修改），则需根据贡献程度判断是否构成“合作作品”。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三条，合作作品的版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。职务作品与委托作品的特殊情形
若歌词创作属于职务行为（如词作者与唱片公司签订雇佣合同），则版权可能归属于公司。然而，香港地区的版权法规与内地存在差异，需结合具体签约条款分析。向雪怀作为自由创作者，其与宝丽金唱片的关系更符合“委托创作”性质，版权通常默认归属创作者本人。
三、案例分析：《讲不出再见》的版权争议与法律判决
2010年，香港某音乐制作公司对《讲不出再见》歌词的版权提出异议，称其持有部分创作手稿，并主张共有版权。此案的关键证据包括：
- 原始手稿的笔迹鉴定：若手稿中存在多人修改痕迹，可能影响版权分配；
- 合同条款的效力：向雪怀与唱片公司是否签订过版权转让协议；
- 行业惯例的佐证：90年代香港音乐圈是否存在“隐性合作”模式。
经过审理，法院最终认定：向雪怀为歌词的唯一法定作者。理由如下：
- 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歌词的独创性贡献；
- 向雪怀持有完整的创作草稿与修改记录，符合“从无到有”的创作过程；
- 合同未明确约定版权归属公司，默认适用“创作者优先”原则。
这一判决强化了著作权法对个人创作者的保护，同时也为类似历史作品的版权确权提供了参考。
四、音乐产业启示：版权规范化与历史作品确权
《讲不出再见》的版权纠纷并非个案。在华语乐坛，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中，因署名不清、合同缺失导致的版权争议屡见不鲜。此类案件对行业的启示包括：
创作过程的文档化管理
保留手稿、邮件、会议记录等证据，可有效避免日后争议。例如，*数字时间戳技术*的应用，能为创作时间提供司法级别的认证。合同条款的精细化
音乐公司需在委托创作合同中明确约定版权归属、收益分配及衍生权利（如影视改编、翻唱授权）。“保留署名权+转让财产权”的模式，已成为行业主流。历史作品的主动确权
对经典老歌的版权归属进行梳理，通过法律程序补充登记或达成和解协议，可减少商业使用中的法律风险。例如，环球音乐集团近年来系统性回购早期作品的版权，以应对流媒体时代的授权需求。